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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刑事辩护律师长沙刑事辩护 → 如何界定受贿罪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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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受贿罪的主体
来源: 互联网转载 作者:未知 发表日期: 2018-01-27 12:40:26 阅读次数: 253 查看权限: 普通信息

如何界定受贿罪的主体

                   ——熊聪从事技术、劳务服务取得报酬被宣告无罪案

                    ——王崇国、王晓菊夫妇帮助他人借款收受贿赂案

【案情介绍】

    案例l:被告人:熊聪,男,52岁,云南省宣威县榕城镇农民。1985年,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城市建设局设计室与熊聪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聪为设计室绘制建筑图纸,报酬按设计费的15% -25%给付。除此之外,他与设计室没有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在评定职称和填写聘书之后,熊聪与城建局设计室之间的关系仍然仅为绘制图纸、取得报酬的劳务关系,并无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从19871月到19887月,熊聪接受其他单位劳务报酬10700元;他还向有关的建筑公司借过钢材、油漆等建筑材料,价值人民币850元。

    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熊聪犯受贿罪提起公诉,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熊聪利用设计图纸和监督工程质量之便,接受他人贿赂11 55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决被告人熊聪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后又以漏罪受贿3000元,与前罪所判的刑罚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没收赃款14 550元。宣判后,熊聪以自己不是受贿罪的主体为理由,向云南省曲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曲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熊聪上诉案后,查明熊聪不属于城建局设计室的聘用人员,不构成受贿罪的主体。他从各施工单位取得的财物,属于劳务报酬和借用行为不应视为受贿。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为不当。宣告上诉人熊聪无罪。

    案例2:被告人:王崇国,男,51岁,河南省荥阳市人,国家工作人员,原系河南省粮食储运公司党支部书记。

    被告人:王晓菊,女,河北省定兴县人,国家工作人员,原系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干部,系王崇国之妻。19933月份,河南省原密县(现改为新密市)金菱商场负责人杨文顶找到被告人王晓菊,要求王晓菊帮忙为金菱商场贷款。王晓菊将此事告知其丈夫、被告人王崇国,要王帮助借款。王崇国利用其在河南省粮食储运

公司任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找本公司经理王××借出50万元,后双方通过王晓菊、王崇国签订了借款协议。王晓菊遂向杨文顶提出,金菱商场在接到借款汇票的同时,要给她现金5万元。同年326日,杨文顶将5万元交给王晓菊,王晓菊即通知王崇国办理汇票,并于当日下午将50万元的汇票交给杨文顶。事后两被告人商定,将收到的5万元交给王崇国所在单位河南省粮食储运公司3万元,剩余2万元由两被告人据为已有。案发后,赃款已由新密市人民检察院追缴。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崇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应被告人王晓菊的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金菱公司借款,伙同王晓菊收受金菱公司的现金2万元;被告人王晓菊积极要求被告人王崇国为金菱公司借款,促使王崇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又直接收受他人钱财,故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崇国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晓菊起帮助作用,系从犯,应比照主犯减轻处罚。判决被告人王崇国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6个月;被告人王晓菊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宣判后,二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①案例选自《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1992年一1996年合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464-1466页。

②同上注,第1456-1461页。

 

【法理分析】

一、争议问题

    对于案例1,控辩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被告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控方认为,被告人作为城建局设计室的聘用人员,他代表设计室绘制建筑图纸和监督施工质量,而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其他单位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因此应当构成受贿罪,一审法院采纳了控方的意见;而辩方认为,熊聪身为农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建局绘制图纸,按照设计费领取一定的报酬,虽然设计室为其评定了职称,并曾经填写过熊聪买来的聘书,但是他仍然不是城建局聘用,从事公务的人员,也不具有什么职权。他在设计室的工作属于技术服务行为。除劳务关系外,他与设计室没有什么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二审法院支持了被告人的上诉请求。

    对于案例2,控辩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或者知情默许的情况下,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行为如何定性。本案中,控方认为,被告人崇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应被告人王晓菊的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金菱公司借款,伙同王晓菊收受金菱公司的现金2万元;被告人王晓菊积极要求被告人王崇国为金菱公司借款,促使王崇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又直接收受他人钱财,故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系共同犯罪。而王崇国的上诉理由是:密县给的5万元,我爱人给我们公司3万元,我不知道我爱人把剩余的2万元自己留下,我没有犯受贿罪。王晓菊的上诉理由是:判决说我征得我爱人同意将2万元留下,不是事实,是我自己从5万元中留下2万元的,我爱人不知道;原判量刑过重。

二、对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规定与理论争议

    1997年《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从现行立法中,可以归纳出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包括两类:①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②“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称之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后者又包括三种: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从上述立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不难看出,作为受贿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准工作人员,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就是“从事公务”。关于“从事公务”,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①第二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②第三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3)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主要涉及两个问题:①公务与职

务的关系;②公务是否仅限于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组织、领导或者监督。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真正阐释“公务”的本质。

    1.公务与职务之界定。新华字典关于“公务”的解释为“公事,关于国家或集体的事务”;关于“职务”的解释为“按规定所担任的工作”。同时在法律意义上,“职务”还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这一点可以在刑法关于受贿罪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条文中得到证明。从上述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事务包括公事与私事,公事是指有关国家集体的公共事务,私事是指关系个人的事务。而职务是指被赋予某种职责的人所就应当具有的

身份或者所应当从事的工作,而这种职责既可以是国家集体赋予的,如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他人赋予的,如受民营企业雇佣的经理。所以,职务属于上位概念,公务属于下位概念,只有当国家集体赋予职责、担当职务的人所从事的事务,才属于公务。故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公务的范围要比职务狭窄。①所以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是不恰当的。

    作为“公务”,应当具有以下两个特点:①从公务所涉及的范围来看,主要涉及国家集体事务,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是关系到每个公民利益的事务;②从“从事公务”的主体来看,是被国家集体赋予职责的人,代表国家行使部分国家权力,这种从事公务的活动不是代表某个人的意志,而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2.公务与劳务。新华字典对于劳务的解释是“指不以实物形式而以劳动形式为他人提供某种效用的活动”。在我们长期以来的刑法理论中,公务一直是与劳务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司法实务中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在法律意义上,劳务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呢?理论界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务”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务”是指以劳动提供的服务性活动;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劳务不单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它是一个泛指,凡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社会服务性的活动,都叫劳务;第四种观点认为,指单纯的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从理论上对于劳务的概念争论颇多,同时在实践中,相当多的案件,都存在行为人从事的到底是公务还是劳务的激烈争议。比如,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者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担任购销员、售货员、售票员(包括医院门诊收费人员)、仓库保管员、出纳、会计等之类的人员。这些人员的工作,是公务还是劳务?那么到底如何界定劳务,从而将从事公务与从事劳务区分开来呢?

    笔者认为,厘清这个问题需要明晰以下几个问题:①劳务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从事劳务不具有代表国家权力进行管理的性质,相反,从事公务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如果一种活动是在国家事务中组织、领导、协调等具有管理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公务,而不是劳务。反过来,如果一种活动即使属于国家事务,但它不具有管理性,它就不是公务而是劳务。比如,国有商场的营业员,尽管也经手、管理国有财物,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主要是靠提供劳力来实现的,是在管理者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之下进行的。因此,不能也不应将这些人划入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否则,便人为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势必会出现扩大刑法打击面的危险。②劳务并不仅仅限于通过体力劳动获得报酬,同时也包括通过脑力劳动获得报酬。换言之,劳务与公务的区别不在于提供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而在于劳务中不包含国家权力的成分,而公务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③正确理解从事公务的“管理性”这一本质特征。在某些劳务活动中,也包含有管理的成分在内,比如国有单位看门人员负责管理出入,但是这里的“管理”和公务活动的“管理”是两个概念,前者

①参见孙谦、尹伊君:《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论》,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可以说是“管理”的一般性概念,而后者可以说是“管理”的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在法律意义上的“管理”是基于职务而产生的权力和内容;而在劳务中的“管理”,则是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包含任何权力的成分在内。④将“管理”与“经手”国家财产区分开来。有人认为,只要经手了公有财产,就说明是管理了公有财产。这个观点也是不恰当的。公务本质特征“管理性”是指组织、领导、协调、支配某种事务、事物或财物,而不是说与公有财产有接触,就对财产具有管理性。比如,国有商场对商品没有支配权的售货员,每天经手一些商品,如果商品丢失,也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但道理一样,他们也是从事劳务。

    3.公务与管理、组织、领导以及监督之权力。有论者认为,从事公务的人实质上是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那么如何理解“管理、组织、领导以及监督之权力”呢?是否应当以是否具有干部身份去界定国家工作人员呢?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有的司法人员总是在行为人有没有人事部门的履历表、属不属于国家干部编制、是干部身份还是工人身份、享受不享受国家医保等福利待遇等这些问题上纠缠,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司法实务中,不应当单纯以是否是“国家干部”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打破“身份论”的观念,确立“行为论”的意识。理由在于:①如前文所述,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所以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就应当以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②国家干部是指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而从事公务的人不仅仅限于担任领导或者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比如法院的书记员并不具有领导或者管理职责,但是若他收受贿赂,也应当以受贿罪论处。所以说,以国家干部来衡量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是以偏概全;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必然带来政治体制的改革,聘任制度已经广泛推广。国有企业为了具备市场竞争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聘任一些不是国家干部的人才从事企业的管理工作,这就是属于从事公务。

  笔者认为,我国在较长的时期内,政企不分,对于组织、领导以及监督等权力都被认为是国家干部才可以实施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对于“从事公务”概念的表述就应当避免使用上述词语,以避免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而且,受贿罪的主体使用“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表述也值得商榷。理由在于:①从字面意思上看,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是“为国家工作的人员”,为国家工作可以是从事公务,也可以是从事劳务。而且,从事公务既指为国家从事公务,又指为集体从事公务;②如上文所述,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是国家赋予的基于职权而产生的管理权力,“管理”一词足以涵盖从事公务行为的一切行为。基于此,在受贿罪主体的表述中,应当使用“从事公务的人”来替换“国家工作人员”,并将“从事公务”阐释为国家赋予的基于职权产生的管理活动。

①参见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实用概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②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0页。

③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0页。

三、对于案例1的评析

  对于案例1,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焦点在于其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关键在于其从事的活动属于公务还是劳务。笔者认为,被告人从事的在设计室的工作属于劳务行为,故被告人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理由如下:①从被告人的身份来看,被告人为农民,利用自己的技术为设计室工作,并按照设计费取得相应的报酬,尽管单位在其自买的聘书上填写,但是在整个活动中,他仍旧是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并不享有单位的福利等作为正式编制的员工所应当有的待遇;②从被告人工作的性质来看,他在设计室的工作属于技术服务行为,除了劳务关系外,他与设计室没有其他权利义务关系;③从被告人的职权上来看,被告人并不具有国家赋予的职权,其行为并不具有上文所述的从事公务所具有的管理性,因为他只是负责设计图纸,至于图纸什么单位使用,由什么单位施工,施工质量如何,他都无权过问。如果他的图纸设计质量没有达到他与单位约定的效果,他可能无法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属于被管理者,而不是管理者。同时,他如果不完成图纸,耽误了单位的施工,他也只能承担违约这种合同法的责任,而不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基于以上理由,被告人是属于提供技术服务的农民,不属于受贿罪的主体,因此他应当得到的报酬属于其通过脑力劳动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因此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是正确的。

四、对国家工作人员家属索贿或者收受贿赂如何认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家属能否独立构成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能否独立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刑法理论上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意见。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指利用本人的职务上的便利,还应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家属以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背着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的,该家属应单独构成受贿罪。①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如不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显然不具备独立构成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因此不可能独立构成受贿罪。

 笔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是否能独立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关键在于该家属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如果该家属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该家属利用的是自己职务上的便利,那么当其索贿或者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就独立构成普通受贿罪;另一种情况是该家属利用的不是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则构成斡旋受贿罪。如果该家属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那么因其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就不能独立构成受贿罪。

①参见李丹、陈锡镇:《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共同受贿如何处理》,载《法学季刊>1987年第2期。

②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6页。

    (二)国家工作人员家属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

    (1)立法规定。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3条第5项关于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规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2)理论研析。共同犯罪并没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当单个人犯罪时,是一人的独自的行为符合该罪的构成;而当共同犯罪时,是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这一整体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①国家工作人员家属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应当按照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对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和认定。对于受贿罪而言,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取决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否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共同行为从行为表现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从分工情况上看可以分为实行行为和帮助行为、教唆行为,无论共犯各自的行为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都是共同行为中的一部分,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各个行为相互协调、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受贿罪的实行行为表现为三种形式: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②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③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只要实行了上述实行行为之一,比如收受财物;或者虽然没有实行行为,但是其教唆国家工作人员实行上述实行行为,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的行为,则二者就构成共犯。

    受贿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却希望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对于受贿罪共同故意的考察要从客观方面进行认定,只要行为人知道获得财物是由于他利用职务的结果,同时明知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而仍希望危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具备共同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受贿形式很多,必须针对这些形式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认定,才能对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定性有所裨益。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先,其家属索取、收受财物在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如果事前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通谋收受贿赂的,则在国家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之后,其家属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通知其家属代收他人财物的,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并不存在事前通谋,所以该国家工作人员独立构成受贿罪,其家属不成立受贿罪共犯;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家属知晓后,瞒着该国家工作人员向他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而且在索取财物后该国家工作人员始终不知晓此事,那么二者就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是违反纪律为他人谋取利益,则应当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其家属索取财物的行为,如果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就定敲诈勒索罪,否则也不应当构成犯罪。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一点,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归案后,都声称属于这种情况,以逃避法律的追究,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审查,二者是否存在共谋,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是否知晓索取财物或者收受财物,以防犯罪嫌疑人钻法律的空子。

    (2)家属索取、收受财物在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后。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事先向他人索取财物,而后向该国家工作人员讲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其未加阻止并返还财物,而是主动帮他人谋取利益或者默认,二者就应当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事先收受他人财物,并将此情况告知国家工作人员,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二者构成受贿罪共犯;但是若国家工作人员在知晓其家属收受财物的事实后,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因为现行刑法规定收受财物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才能成立受贿罪。所以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就不构成受贿罪。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党纪政纪处分。

①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五、对于案例2的评析

    被告人及其妻子的行为,应当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理由如下:①从受贿共同行为来看,属于家属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形,但是家属并没有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了丈夫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而且指使丈夫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丈夫对于妻子收受贿赂的事实是认可的,妻子收受贿赂在前,丈夫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后,所以二人具有共同的受贿行为。具体来说,本案被告人王崇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应其妻王晓菊的要求,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通过其妻收受请托人的钱财2万元,夫妻二人共同占有。他对其妻收受财物的行为不仅是明知的,而且是认可的。②从受贿的共同故意来看,这种由国家工作人员出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由家属在后面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情况,只是分工不同,从他们的客观行为表现上看他们具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所以二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

    至于如何认定两被告人在共同受贿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尽管被告人王崇国是受妻子的指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且是妻子收受他人财物,从整个案件事实看,王崇国都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地位,但是并不能基于此就认为王崇国是从犯,而王晓菊是主犯。恰恰相反,在本案中,王晓菊收受财物的条件是王崇国手中握有国家权力,王崇国默认了财物之后,又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可见,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个关键,只有凭借这种权力才能实现“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这才是受贿罪的本质。虽然为他人谋取利益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都是构成受贿罪必不可少的两个要件,但相对来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则是受贿罪中最基本的要件,只有它才在“权”、“钱”交易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王崇国应为本案的主犯,王晓菊是从犯。

【结  论】

    1.在受贿罪主体的表述中,应当使用“从事公务的人”来替换“国家工作人员”,并“从事公务”阐释为国家赋予的基于职权产生的管理活动。

    2.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是否能独立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关键在于该家属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如果该家属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该家属利用的是自己职务上的便利,那么当其索贿或者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就独立构成普通受贿罪;另一种情况是该家属利用的不是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则构成斡旋受贿罪。如果该家属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那么因其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就不能独立构成受贿罪。

【相关链接】

    相关的法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见本书第120页)

 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第一条规定:

    一、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主体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根据有关立法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包括:

(1)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

(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4)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三、关于受贿罪

    (五)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相关的参考案例

    金永涉利用业余时间为村办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获取报酬不构成受贿罪案

    选自《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下)(1992-1999年合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第1350-1353页。

    宿振华、吕俊生索取贿赂、敲诈勒索案

    选自《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下)(1992-1999年合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第1443-1448页。

    (马晓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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