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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动画角色造型的归属应如何认定?
来源: 互联网转载 作者:未知 发表日期: 2017-12-27 10:23:27 阅读次数: 448 查看权限: 普通信息

案情简介


原告胡进庆、吴云初诉称,两原告系被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职工,为“葫芦娃”角色造型形象的原创作者。角色造型美术作品先于电影而存在,可以独立于影片而由作者享有著作权,因此映射在影片中的“葫芦娃”形象的著作权应归两原告所有。两原告从未利用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涉案影片的分镜头台本,该作品属于一般职务作品,在双方未就著作权进行约定的情况下,“葫芦娃”角色造型形象的著作权应归两原告所有。遂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确认《葫芦兄弟》及其续集《葫芦小金刚》系列剪纸动画电影中“葫芦娃”(葫芦兄弟和金刚葫芦娃)角色形象造型原创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归原告胡进庆、吴云初所有。


被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辩称:涉案影片的摄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完成的,当时著作权法尚未颁布,双方不可能签订合同约定著作权的归属。系争角色造型是由两原告等人绘制草稿张贴于摄制组内,经组内人员集体讨论修改,最终由厂艺术委员会审定。作品的创作是在被告领导下,体现法人的意志,并由法人承担责任,是法人作品,原告已从被告处获得报酬和奖励,因此,影片中的“葫芦娃”形象应由被告享有著作权。


     法院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系争造型诞生于影片创作时的1986年,但当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没有关于影片中角色造型著作权归属的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本案仍适用著作权法予以处理。


本案中,因两原告是涉案影片的影片目录、台本和VCD光盘中署名的造型设计者,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是“葫芦娃”角色造型的作者。关于“葫芦娃”角色造型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在涉案影片创作的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两原告作为被告方的造型设计人员完成被告交付的工作任务是其职责所在,其创作的成果归属于单位是毋庸置疑的行业惯例,当时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无法要求本案当事人在系争造型创作的当时,能够就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以合同的形式进行明确约定。而且就系争造型的作品创作,两原告已取得远高于工资性奖金的酬金和奖励,自涉案影片最初播映的1986年起至2010年两原告起诉之日前的24年间两原告也从未就系争造型的著作权向被告提出异议。综上,根据系争造型创作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可以认定“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由被告享有,两原告仅享有表明其作者身份的权利。系争美术作品的创作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感情、意志和人格,摄制组其他成员和被告的部门负责人提出的修改意见,并不影响对“葫芦娃”角色造型作出实质性贡献的仍然是作者个人。而且,从片尾的署名来看,造型设计也已署名两原告个人,因此,“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并不是代表法人意志的创作,不应认定为法人作品。


当系争造型美术作品进入影片以后,形成了“葫芦娃”具有个性特征的完整形象,当人们看到静态的“葫芦娃”形象时,它已不是单纯的一幅美术作品,而是包含个性特征、情节、反应等要素的生动形象。“葫芦娃”形象之所以能够成为家喻户晓、深受观众朋友喜爱的动画形象,其知名度有赖于被告投资拍摄影片并对之进行了持续传播。从民法的公平原则角度出发,对于“葫芦娃”形象的整体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贡献均应归功于被告,故两原告关于影片中“葫芦娃”形象的著作权归其所有的主张,不予支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两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确没有就系争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签订书面合同,但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故应深入探究当事人行为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及其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判断系争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针对动画电影的整个创作而言,完成工作任务所创作的成果归属于单位,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的。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有权对动画电影的角色形象造型进行支配,因此,从诚信的角度出发,上诉人不得在事后作出相反的意思表示,主张系争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本案中,系争“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确由胡进庆、吴云初创作,体现的是二人的个人意志,故对上诉人作为作者的人格应予尊重。综上,系争作品属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职务作品,由上诉人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被上诉人享有。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


本案原告和被告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系争作品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其权利归属如何认定。


根据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则,创作作品的公民为作者,作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著作权也可能依约定或者法定而归属于作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例如,如果作品系委托作品或职务作品,作品的著作权则可能依双方约定而归属于委托人或者单位;如果作品符合法律规定的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则作品虽由具体个人完成,但除署名权之外的著作权仍归属于法人。


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于“葫芦娃”动画角色造型的著作权归属各执一词,原告主张涉案动画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系职务作品,由于原告和被告之间无特殊约定,因此,著作权应当由作者享有;被告则主张涉案动画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系法人作品,其著作权当由单位享有。由于涉案作品及涉案动画片创作时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著作权法未颁布实施,无相应法律可供参照,双方对涉案作品的权利归属亦未有过明示约定,故本案一、二审法院综合考量涉案作品的性质、时代背景、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作出了如下判断。


1.涉案动画角色造型不属于法人作品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同时,《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鉴于法人意志的执行者只能且必然是自然人,其即便在执行法人意志的过程中也不免会带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而职务作品的作者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创作作品,其创作本身亦不可避免需要符合单位所设定的工作要求,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定的单位意志,因此,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常常成为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司法判定的难点。司法实践中,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的区分,需要从创作者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创作过程、物质技术条件的提供、作品体现的意志、作品责任的承担等方面综合予以判断。


本案中,首先,两原告系被告的员工,其创作“葫芦娃”动画角色造型是基于被告的工作安排,也是其工作职责所在,对此双方均无异议。从这个角度而言,涉案作品符合职务作品的基本构成要件。其次,从涉案作品的创作过程来看,被告陈述涉案作品系由两原告绘制草稿,经组内人员集体讨论修改,最终由厂艺术 委员会审定,并据此认为其系集体创作,应属法人作品。笔者认为,涉案作品系美术作品,其创作带有强烈的创作者个性化色彩,而且被告关于两原告绘制涉案作品草稿的陈述恰巧印证了系两原告完成了涉案作品从无到有的过程,作品体现了两原告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摄制组的集体讨论结果或厂艺术委员会的审定对两原告的涉案作品草稿进行了实质性改变,故最多只能认为是为两原告的创作提供了帮助,不能认为作品是被告单位集体意志的体现。正如一审判决所言,“这并不影响对‘葫芦娃’角色造型作出实质性贡献的仍然是作者个人”。最后,根据法律规定,法人作品的作者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单位。换言之,单位对于法人作品享有包括署名权在内的完全的著作权,如果认定涉案作品系法人作品,则其署名应为单位而非个人,而被告在涉案动画片中多次将造型设计署名为两原告,其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涉案“葫芦娃”动画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系由两原告创作完成,属于职务作品而非法人作品。


2.涉案动画角色造型属于特殊职务作品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职务作品有两类:一类是一般职务作品,即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单位有权在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另一类是特殊职务作品,即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单位享有。笔者认为,双方当事人的确没有就系争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签订书面合同,但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难以要求本案当事人在作品创作当时,就预先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对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作出明确约定。同时,因为当时的法律法规对此问题也无规范,故应深入探究当事人行为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及其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判断系争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首先,就当时的法律环境来看,我国尚未建立著作权法律制度,社会公众也缺乏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意识。针对动画电影的整个创作而言,完成工作任务所创作的成果归属于单位,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的。其次,在《葫芦兄弟》拍摄完成以后,被告已经就两原告创作系争造型的作品予以奖励,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及行为人的行为预期。再次,在《葫芦兄弟》动画片拍摄过程中,时任美影厂创作办公室主任的蒋友毅曾明确要求创作人员不得对外投稿,而作为创作人员的两原告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也就是说,两原告以实际行为遵守了被告的规定。最后,在系争造型创作完成后至两原告本案起诉前的24年间,两原告从未就涉案“葫芦娃”角色造型的著作权向被告提出异议,即未产生权属纠纷。被告在一些涉及侵权的场合未以权利人身份主张权利,只能理解为放弃权利的行使,而非放弃权利。这一系列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被告有权对动画电影的角色形象造型进行支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基于涉案作品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原被告双方之前未有关于涉案作品权利归属的任何书面或口头约定,但原告和被告双方多年来以实际行为达成了涉案作品由单位支配的默契,从而形成了事实契约关系,属于前述法条所规定的“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因此,涉案作品属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 项规定的特殊职务作品,即“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享有,可给予作者一定的奖励。从诚信的角度出发,两原告不得在事后作出相反的意思表示,主张系争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这一结论恰当划分了权属,平衡了当事人的利益,符合正确的知识产权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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